【分享】成都的老照片 ，配文字描述。

lxr32923793 UID 224806

lxr32923793 UID 224806

老成都想开车上路不容易

记得在成渝高铁通车前，“大周末”披露了一段从成都到重庆的公路故事，在没有铁路的1940年代，一位成都茶商家的少爷，坐着烧木炭的蒸汽汽车，有惊无险地花了七天的时间才从成都赶到重庆。

当年的七天，如今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不过是几十年的光景，如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老成都人，都还有不少当年有关汽车的回忆。我们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也发现，对比今天的我们的交通，变化完全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比如，车辆靠左行驶和今天靠右行驶完全相反；开着车子想转弯了，发现车子没有转弯灯；车子没油要加油了，发现这个月用油量已满，有钱也加不了油……一句话，当年在成都当私家车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成都，靠左行驶

老成都人读小学的时候，老师会反复提醒，走在路上，要靠左边走

很多人在读小学的时候，课本里都说，走在路上，要靠右边走。但这个星期，“大周末”的读者周定培却告诉我，作为80多岁的老成都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常常告诫他们的一句话是，在成都的街上走，要靠左边走。

记得成都市档案馆曾有一张当年《新新新闻》的插图，画面上时髦的女交警穿着靴子、手拿交通棒，嘴上哼着“请走左手”的小调。那时候，还要在报纸上通过插图宣传靠左走的规则。

当年行人靠左走，车辆也靠左行驶，跟今天完全相反。为什么要靠左呢？因为当时的汽车，基本都是右舵车，方向盘在车厢右侧，而行人在道路左侧行走安全性也较高。当然，那时成都的街上，车子还是少，主要还是走路的、推鸡公车的、拉人力车的。

周定培回忆，当年最热闹的东大街、春熙路这一带，路口有警察，指挥车子少，指挥行人多，“哎，哎，靠左手哈！”走个路还必须靠左边，很多人不习惯，不是这里人力车碰了行人，就是那边两人对撞了脑袋。如果大家心情都不好，免不了要来一句，“晓得走路不？”就像今天好多司机生气时会说“晓得开车不”一样。

当年成都的汽车并不多，车牌号码长也不过三位数。周定培家住华西坝，老家则在双流，他记得在安顺桥有营运的小轿车，坐到双流一个人需要1个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200元吧，一般人是坐不起的。不过在武侯祠附近，可以付钱搭返空货车，“可以讲价，比小轿车便宜得多。我曾经坐过一次，车子也没啥减震，路况也不好，一路非常颠簸，我抓住货箱的杆杆不敢放手。”

当时的汽车还非常容易坏，周定培家附近就有一个汽修厂，生意非常好，他常去看热闹，他觉得修汽车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不过家里人却不同意，给他介绍了一个装裱铺的工作。多年以后，周定培的工作单位变成了驾校，这多少和当年联系起来了。

拿驾照，要考地理

出远门没有一点地理知识、气候知识的话，要吃苦头

老司机都知道，以前开车算是一个技术活，学车不容易。在周定培的记忆中，成都有汽车修理厂，却没听说有驾校。不过，重庆倒有一个，叫重庆汽车驾驶传习所。

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要想驾驶汽车，必须持有驾照。在四川省档案馆，我们找到了当年考驾照的规则，以及开车的各种规定。

我们现在考驾照，先要去体检，然后考理论知识，最后是桩考、路考。而在“民国时期”，考试的范围还要多两项，一是机械常识，二是地理常识。司机要了解内燃机发动原理、修理程序等等。想来，当时汽车经常坏在路上，如果不会修车，那就惨了。像“大周末”曾提到的坐木炭车到重庆的徐伯荣，他们的车开到龙泉山就坏了，但是司机一点也不慌，“有经验，工具齐全，花了一个多小时功夫把车修好了。”

至于地理常识，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并不好，如果出远门没有一点地理知识、气候知识的话，要吃苦头。比如夏天雨后的太阳毒辣得很，要赶路就要早点走。

从驾校学习，拿到驾照，还得每年到发照机关审验并交手续费，那时候违章没有扣分，主要是扣钱。我们在四川省档案馆的《公路交通违章处罚规则草案》里看到，罚金分为六档，从五毛到二十元不等，按照当时的物价，对违章处罚还挺重的。

比如“汽车未置喇叭者，处五元之罚金”，汽车没装喇叭罚五元，一年之内如果再被发现，第二次就要罚十元了。在相关档案中，我们也看到汽车的登记文件，除了有司机姓名，还有行驶区域的要求，有的是成灌，有的是成渝，也就是说限定成灌的，不能开到成渝这条线上，违反了也要罚款五元。如果是自用车，私自改成了营运车，则要遭受顶级的二十元罚款。

其实，当时的交通违章处罚规则，对车辆违章的认定，大致与现在相同，比如超速，根据超速的程度，罚款也不同；肇事逃逸，不但要罚款，还要送法院；而醉驾，以及驾照被扣还继续开车的都要被长期吊销驾照。

想转弯，得打手势

当时开车是不打转弯灯的，因为车上根本就没有转弯灯

好了，现在假设你穿越到当年的成都，成了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家里买了一辆车，自己也拿了驾照。当你开着车上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在成都开车，不像现在这么简单。

首先车不能开快了，在城里时速不能超过15英里，也就是时速24公里的样子。但那时没有测速装置，所以当时有一种超速叫警察觉得你超速了。当然，出了城，就没有限速了，爱开多快开多快。可城外的路，那叫一个烂，能保持时速20公里已经不错，开快点的话，车子都要散架。

还有一个问题是转弯灯，在四川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中，我们看到，开车错用手势也是要罚款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开车是不打转弯灯的，因为车上根本就没有转弯灯。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汽车的出现很早，但是转弯灯却很晚才成为车身的一个必要部件。

根据学者李开周的研究，没有转弯灯怎么提示行人和其他车辆呢？“民国”司机使用“手势”或者“转向标”。打手势，比如需要左转的时候，左胳膊从左边的车窗伸出去向左前方挥动；需要右转的时候，把右胳膊从右边的车窗伸出去向右前方挥动；如果想减速或者停车，同样也要伸出一条胳膊，手掌向上；如果想让后边的车辆超车，手掌向下。这些手势是每一个“民国”司机都必须要掌握的，考驾照的时候一定要熟练展示，否则考不过。

转向标比手势出现得晚一些，它是抗战时期由美国司机引进到中国的。美军开着吉普车和军用卡车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后方城市来回穿行，中国人一瞧，咦，人家美军拐弯的时候不打手势，而是转动前面挡风玻璃上贴着的一支铁箭头，这支箭头红绿分明，箭头向左表示左转，箭头向右表示右转，箭头向上表示直行，箭头向下表示停车。这可比手势简单多了，于是中国的司机也开始模仿：在挡风玻璃上钻个窟窿，把特制的转向标安上去，转柄在车里，箭头在外面，开车的时候操作转柄就可以了。

想一想，在当年开一个车，不但要看前方的情况，还要一会儿挥这边的手，一会儿挥那边的手，开车是一个体力活，难怪当年超过50岁就不让开车了。

加油贵，就烧木炭

有时汽车上的木炭烧完了，还要发动旅客下车拣柴火做燃料

家里有钱买了一辆车，自己拿了驾照，身体也不错，这时又要面临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怎么加油？在“民国时期”，汽油是非常昂贵的，在1930年代，南京等地的汽油价格，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元一升。汽油运到四川，价格只会更高。到抗战全面爆发，通过轮船进口汽油的路被封，汽油就更贵了。所以当时开车，烧的不是油，真的是钱吶。

就算家里不差钱，汽油也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在抗战时期，1938年，四川省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发布了“为节制汽油消耗通知汽车车主书”，里面写道：虚耗一滴汽油等于消耗同胞一滴热血。各位的汽车，请于十二万分必要时才坐，像平时吃馆子、到娱乐场，或者送太太、小姐到不重要的地方，务请不要乘坐。本会将组织密查队，如有故意违反规定的车子，将车主的名字登报披露。”

在抗战时期，哪怕是军用汽车，每个月都不会配给行驶超过1000公里的油量，民用车辆的用油配给则更少。

在这个时候，把汽油车改装成酒精车或者木炭车在四川流行起来，以蔗糖酿造酒精，简单经济而且质量上乘。以1942年为例，四川产酒精800万加仑，可供行驶里程5600万公里。

而木炭车也受当时政府大力推广，其原理是：当炉膛内的木炭点燃后，迅速封闭炉盖，造成炉内缺氧，使燃料处于半燃烧状态，从而产生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经过过滤后，到混合器与外界进入的空气混合，便形成可燃气体，然后进入气缸，通过电火花点燃爆发而产生动力，驱动汽车运行。

当年专家调查，烧木炭性价比最高，每公里花费大约是酒精的四分之一，汽油的七分之一。但是木炭车比烧汽油要费事得多。发车前要提前点炉，一般从点炉到启动需40～50分钟。行驶中，还要添料、捅炉、掌握木炭燃烧程度，司机和助手每天工作相当辛苦。而且木炭车行驶速度慢，载重能力差，主要承担客运。由于车辆老旧，汽车中途抛锚现象时常发生。特别是遇上坡路段，汽车经常熄火，需旅客帮助推车。有时木炭烧完，还要发动旅客下车拣柴火做燃料。

木炭所含的黑色素成分不亚于煤，一趟车回来，司机成了黑人。但因为性价比高，一直到1950年代，木炭车才彻底被淘汰。（肖飞 廖庆）

lxr32923793 UID 224806

成都巷战 机枪架在屋顶 枪声一停赶紧买吃的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渴望战争。

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曾爆发过几次巷战，在历史书中，是简单的几笔，是不同派系军人之间争夺地盘的火拼。

但是，毕竟发生在成都城里，四川省档案馆近期发现的民国档案中，就有不少关于这场巷战的报告，在春熙路、青石桥、小通巷等街道，子弹和炮弹都曾呼啸而过，巷战时的成都，成都市民有其应对战争的特别方式。

1

乡里乡亲 打仗莫乱来

成都城在清代没出过大事，战火没有引到城里来过，而1911年之后的20余年中，因为大小军阀你争我斗，成都城里居然至少有三次巷战，其中1917年在成都发生了两次巷战，而另一次就是1932年冬天爆发的战争，据说这是四川军阀那些年共三百余次大小混战中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成都巷战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局部。

其时，四川实行防区制，某个区域是我的，那别的军队都不能进来。成都当时是24军队防区，但这里又有一个24军、28军、29军军警组成了联合办事处来维持成都治安。各派系的头头，在成都城里修有公馆，安置有家眷。大家在成都都有地产房屋、亲朋好友，就算打仗，在家乡打还是要顾及颜面，都是有默契的，比如拉夫，穿长衫的斯文人不拉，坐轿坐车的不拉，学生不拉等。

这大概是成都巷战中最具黑色幽默的一面了，大家明明在动刀动枪，但是在战事中又要表现出“各位市民，我们在城里打仗，但是我们尽量不打扰你们哈！”的姿态。所以这时的成都市民呢，有一些觉得反正打不到我身上，就三五成群约起跟在部队后看热闹，边看还要边评论，“这放的是威武炮。”“看，打伤了一个！”有时候，在街道做后卫的士兵，还得向正要走过来的群众挥手喊，“不准过来！前面正在作战！”

2

亲历巷战 家里成前线阵地

巷战是城外的29军进城抢24军的地盘引起的，双方开始对峙于南门。其后，战场慢慢扩大，在李劼人的《危城追忆》中，曾记录了家住小通巷的曾先生的经历。

说起来，看热闹的市民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胆小怕子弹的，但是房子又在城里，如果家里没人，东西要是被谁拿走该找谁呢？另外，经历过巷战的成都人，也有了一些经验，只要把大门关好，把米买够，搭个地铺，等枪炮声一响就躺下去，等到双方子弹都打得差不多了，再起来活动下筋骨。一般都是紧张半天，松弛半天，趁着松弛，街上的商店又赶紧开铺面营业半天，主妇又提着篮子赶紧买菜。

这一次，小通巷的曾先生发现，他的房子被划为前线，而且是机关枪阵地。重型机关枪就摆在屋顶，开战前，屋顶上的士兵跟曾先生打招呼，“老板，你在这个房间不安全，灶屋那里有土墙挡起，要安全一点。”

过了一会儿，机关枪开始哒哒哒哒了，因为都熟，所以巷战各方表演性质比较重，谁会傻到去机枪面前冲锋呢？打了一晚上，阵地上的士兵都没有滴一点血。这一仗就这么打了几天，打到曾先生家存的米都吃光了。曾先生考虑是不是带老婆儿女趁不“响”的时候出去买吃的，但是士兵很体贴地劝他，“都是战地，除了我们几个兄弟伙，你去怕要被当成探子，你们斯文人，搭两个小娃娃，算啥子？在我们这里舀些吃就完了。”

所以，在接下来几天的枪炮声中，曾先生一家就以咸菜，下着冷硬的“战饭”一直坚持到29军退出成都为止。战事停止那天，士兵把重型机关枪从房顶搬下来，“老板，把你打扰了，请你出来点你的东西。”还有人说，“老板，得亏你胆子大，守在家里，不然你的东西早跟着别人跑光了。”

3

战机突至 全城一起看稀奇

在四川省档案馆，还保存着巷战开始后，西川邮区邮务长给邮政总局局长关于成都巷战情形的报告，称巷战开始后暑袜街邮局立即关闭，邮务长派人护送员工回家。无法通过各军防线的员工则寄宿在邮局内，巷战中，员工及家属没有伤亡。

或许因为巷战中有了几分表演性质，大家虽然担心安全，但也有自己的幽默表达。成都巷战中有一件引起全城围观的事件——就是突然到访的战机。当时成都市民忍不住跑到空地上看稀奇，流沙河曾在文章中写道，“一天上午，全城惊奇，都看飞机，飞得很高，但没有‘下蛋’，据说是来侦查的，是刘湘派来支援的。”

历史学家唐振常当时住在文庙后街附近，家里住了一个美国医生，飞机飞来前，美国人在他家大草地和一个平台上涂上大大的红色十字，“果然有一天来了一架飞机，家里并没炮弹落下，但是常有子弹飞过，我们已经听惯了子弹飞啸的声音，小孩子觉得有趣，常顶着铜盆到花园里捡子弹玩。”

记录得最详细的还是李劼人，“成都人在这几天把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的声音听腻了，也得以耳目一新，尝味一尝空军的妙趣。”所以当天成都上空飞机发动机轰鸣声响起的时候，除了守战垒的士兵赶紧跑到茶铺里躲起外，市民都涌出来看稀奇，大家全不知道“下蛋”的危险，只想饱眼福，“飞矮些，也好等我们看清楚点嘛！”

第一天来的是一架侦察机，第二天一早，又来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的肚子下，有两个黑色小点，然后大家看到这两个黑色小点落了下来。那天中午，飞机投了两枚炸弹的消息就传遍全城，其中一枚炸弹只是把院子里的煤炭渣子轰起丈把高，至于另外一枚，投在西二道街，把看飞机的平民炸伤了11个，都伤得不重。

4

黑色幽默 铲子解决了问题

以前的巷战，唐振常家会到华西坝避难，住在华西大学办公楼里，跟成都五老七贤中的刘豫波一家分享一个房间。刘老先生日间席地而坐，执书而观，非常严肃。而晚上则常说梦话，总是高声叫喊，“我要吃素面！”

本来1932年这场巷战爆发时，唐振常家里也很担心，因为他们家附近有很多军阀的公馆。但巷战开始后，这条街竟然如昔日一样安静，枪声只是点缀，几个军阀之家，往来走动如常，虽然街上打得凶，但家门口照样车马盈门，宴客如常。可能因为大家都打惯了，“想来，我家住的这条街，正因为军阀多，便成为了安全的地方，大家都住这里，何必下毒手绝情？”

而且，当时成都各部军阀打仗时还会发布告，贴在一些家宅外，上写此家主人与本部有什么关系，应予保护，严禁本部军人侵入宅内骚扰。这似一道灵符，所以许多人家想办法求得一纸，免得乱兵入宅。但是巷战中战事多变，刚贴好这一部的保护布告，不久另一部打进来，便又换贴另一部的布告。甚至有人干脆把几张敌对部队的保护布告同时贴在一宅。

当然，成都巷战中也有拼命见血的，比如争夺煤山。煤山其实是以前成都皇城边上一个小土堆，因为存放烧剩的煤渣得名，是城里难得的一个高地，24军和29军为争抢这个高点多次恶战，谁都不肯相让，双方伤亡惨重，附近居民也怨声载道。

怎么办？拿枪的谁都得罪不起，也不知谁想了一个办法，雇了一些工人，在战事暂停的空隙，把这煤山挖平。当时这场铲山运动成为了成都报纸关注的焦点，很快，当时城里惟一可以登高眺望的煤山，成了毫无痕迹的平地。

也奇怪，煤山铲了之后，成都真的就没爆发过大规模的巷战了。有人在报上撰文，“成都如拆成一片九里三分的光坝子，我担保，一直到天荒地老，也不会有巷战来震惊我们了。

lxr32923793 UID 224806

成都历史上热闹的水上通道“府河”

唐代诗人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是对古成都水上通道府河的由来及兴盛最生动的写照。府河之发轫于“西岭”岷江，经灌县二王庙南河分水灌溉川西万顷良田，流经成都后，称为府河。经原华阳的中和、中兴、苏码头、古佛洞、黄龙溪、半边街至彭山县江口再汇入岷江，全长为120华里。“门泊东吴万里船”，是泛指水上通道的规模及盛况。府河，是古成都通向外州县和省外的重要水上通道。四川文豪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芜均是从府河始发，扬帆远航东下，造就了一番丰功伟业的。

    航运事业的兴旺促进了沿河城镇的发展。以华阳县苏码头为例，它原是一个根本没有场镇，只有一两间么店子的地方，因水上交通的昌盛，而由当地苏姓宗族逐渐发展建立起场镇，号称苏码头，把当地的官方牌子也给甩掉了，上了年岁的人知道苏码头的人多，而对正兴乡秦皇寺却知之甚少。

    原来的府河无论流量、水速、河床宽度远比今日规模要大，原因是解放后绝大部分水经人民渠流进简阳三岔湖、仁寿黑龙潭，分流使府河规模逐渐缩小，又随着铁路公路建设的迅猛发展，60年代府河航运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严格地讲，府河也是劳动人民开凿的“人工运河”，只是时代迁延漫长罢了。

    昔日成都府河的规模，河床宽约百米，最宽处达150米（黄龙溪至江口），一江春水，浩浩荡荡。据解放前《四川政报》载：“往来船只，每日在千艘之上”，可谓千帆竞驾，热闹非凡。那时船家有一句俗语：“一日轻松下江口，四天背纤上成都。”可见，由于河宽水急，流速快，下水船一日即可走完府河到彭山；而上水船则因水急、滩多而险，三四十吨的木船，上百名纤夫一日行程只二十里。如遇洪水季节，由江口至成都，一般为七天，多则十二天，日行程仅10华里。

    昔日成都，是四川最大的商贸商场，贸易额惊人，川西上五县的粮食、油料、生丝、烟叶、绸缎、布匹、日用百货、土特产品运销嘉定、叙府，再将食盐、木材、煤炭、纸张、竹器、酒类运来成都，在没有火车、汽车年代的成都，府河成为水上黄金通道是情理之中的事。

    府河每日的运输货物量均在万吨之上，靠的是数以万计的无家可归的农民来撑持这危险而豪情的事业，自然形成了帮派势力。以成都商会维护商人利益的商派和以地霸、船舵爷为主的船帮，既有相互依存，又是针尖对麦芒，有着尖锐的矛盾。成都商会，以所营运的物资种类，下设五个帮口，总会设在成都，在乐山、宜宾等地下设分会，是为维护商家利益专门同船帮打交道的组织。船帮的帮口组织几乎遍及府河各场镇，他们一面对商家讨价还价，勒索管理费；一面对从事纤夫、船夫的破产农民大肆盘剥压榨。船帮其实已为当地地头蛇所操纵。华阳县中兴场是府河上最大的一个场镇，二三十年代时期民团大队长朱礼诚即是最大的船霸和土匪头子，拥有民团兵丁近千名，人称朱阎王。一个纤夫由江口拉船至成都，每拉一次原订大米五升，他削减成一次三升，强吃每个船工两升米，每天上千船工遭此剥削，虽有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终因势力单薄被朱礼诚宰割。他将盘剥来的米粮工钱又分给各个码头的船霸，以巩固他们的利益。这个怙恶不悛的土匪恶霸，在1939年被子报父仇的贾慎之买通杀手，将其击毙在中兴场一家茶馆里。之后，贾慎之勾结当地袍哥舵爷刘习之、杨凤之等，抢占了当地地方势力，又插手府河商船营运，成了新的船帮舵爷。

    昔日的成都府河，欢乐和悲伤的故事何其多。

lxr32923793 UID 224806

成都金堂黄金仙的历史故事

古蜀国的历史极其久远，成都金堂是古代先民们寻梦的地方，是蜀王常游的京畿内地，故历史上有“蜀以成都、广都、新都号名城，有金堂山”的记载。金堂山上有金仙址，住着黄金仙女，如果你到这里来寻梦，也一定会财运大发，走向成功！

    黄金仙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女神，比月里嫦娥更美丽，可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她教人至善至孝，并把美好的祝福写进诗谜里，有人要问是哪首诗谜嘛？这就是：“人王殿前一对瓜，一颗珍珠落王家；二十三天下大雨，和尚口内吐泥巴。”这首诗谜一经传开，这里可就热闹非凡了，猜中是金玉满堂四个字的人群，不远万里来到金堂山下寻宝，并朝夕与黄金仙女谈论生财之道，有的人就干脆住下不走了。黄金仙女是金堂山的正住人口，查其家世，《华阳国志•蜀志》有记载：“太极之年混沌圻，此山即是金仙宅；后世何人来得道，紫阳真君李八百。”该书还记有：“相传金仙址，玉质存至今。”原来金仙是女娲神的徒子徒孙，这个故事还得从女娲炼石补天谈起。

    太极之年混沌初开，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那时天上还有九个大洞，天河之水从洞口倾泻而下，地上洪水泛滥成灾，万类生灵受到挑战。时势造英雄。面对补天的任务，众神仙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于是女娲挺身而出，立下军令状，冒死补天！她四出拜师，到群众中去寻找智慧，补天的方案在她的主持下，很快就研究出来了。她一呼百应，好汉和大力士们都云集到她的工地上，炉火映红天地，好不热闹啊！功夫不负苦心人，当第一炉钢水炼成后，女蜗的双眼已经熬得红肿了，一炉接着一炉地炼，一个个的天洞被补好，当最后只剩下一个天洞时，一位天神为了抢功，窃取了女娲炼石的技术成果，也炼出了钢水，把最后一个天洞补上了。由于他“争火欠炭”，技术不过关，仍然有沙眼跑气，后来的龙卷风和台风，就是从这里跑出来的。当女娲把最后一炉钢水炼好送上天空时，天神忽然挡住，狞笑道：“嘿！嘿！我已经补好天洞，不用大妹子操心了！”并夺下女蜗护送的庞然大物，往地上丢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轰隆隆连声巨响，一个金色的光柱升向了天空，只见女蜗灵机一动，口中念念有词，拿出一只洁白如玉的宝瓶，将金光全部收入瓶内，顿时化作一瓶金水。因女娲炼石补天造福万类，留下了冶炼的技术，受到了仙人的崇敬，宗教史书尊女娲为“金仙的始祖”，金仙也因女娲炼石补天被称为“金液宗”。她的大徒孙也修成了“黄金仙女”。

    一天，女娲在金仙址给黄金仙女下达了一个紧急任务，到成都金堂山下去创造人间乐土，将保存的那瓶金水赐给她，要她再往北河上游走。黄金仙女来到绳乡境内，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官仓镇境内，哎呀！这里正在流行瘟疫，禽畜也被传染，眼前田园荒芜，树木枯萎。生性仁慈的黄金仙女，得知这里的人群至善至孝和尊老敬贤时，她便决定留下来，开展防病治病和发展生产，誓将这里建成绿色食品基地和人间乐土。她将宝瓶中的金水化作药物往大地上一洒，枯萎了的树木马上长满了香甜的四季水果，地里长满了绿油油、嫩闪闪的长寿瓜菜和粒大似珍珠的粮食。人畜吃了这些食物，都百病清除，身强力壮，住处也变宽敞明亮了，真是书声朗朗，歌声阵阵，老头子都变成了小伙子，老太婆都变成了金凤凰。大家为了感谢黄金仙女，便结队上山打猎和下河捕鱼来办酒席，庆贺新生活的到来。黄金仙女闻言，满是笑容的脸上马上严肃起来，用好言劝大家：“你们把这份情送给老年人吧，孝心是会感动天地的。”说罢，她把大家领到北河岸边，向河里洒了一滴宝瓶中的金水，顿时沿河上下金光闪闪，河里立即出现了沙金。孝敬父母的人下河，一天能掏很多很多的沙金；心术不正的人下河，整天一粒沙金也掏不到。黄金仙为了保护当地的人畜和庄稼，便在山冈上撑起了一把巨伞，她昼夜坐在伞下守候，后来这里就长出了硕大的黄荆树，人们传说这颗黄荆树就是黄金仙女的化身。附近栖贤山上的神仙李八百，闻讯也从这里引去各种农作物种子，播种后获得各种食品。由于营养充足，他活了八百多岁，道号紫阳真君，被古蜀王聘为国师，成为千古佳话！

    广大成都网友朋友们，你听了黄金仙的故事，很崇拜她吗？！这里的长寿绿色食品是金堂的特产，你到这里来亲口尝一尝鲜，不仅可以大饱眼福和口福，而且从踏上金玉满堂大地的那个时刻起，黄金仙女就会根据你的德孝，给你应得的报偿。

lxr32923793 UID 224806

青城道茶之故事及历史由来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安禄山谋反，攻向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等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坡，众兵将认为杨贵妃是祸国殃民的根子，于是哗变，要求处死杨贵妃兄妹。李隆基无奈，只好妥协。但气得来手也在抖，话也说不清楚了，一下就昏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李隆基仿佛见到杨贵妃在一青幽幽的山上向他招手。李隆基伸手就想去拉杨贵妃，可是无论他怎么跑，最终都够不着，心急之下，不由大喊道：“爱妃，这些天你跑到哪里去了？让朕找得好苦呀!”杨贵妃一听，泪水刷刷地往下流，哭着说：“陛下，太真也好想你啊!”李隆基又道：“太真？爱妃，你真的要实现我们在长生殿上说的修道之志?”杨贵妃哭泣着点了点头。李隆基又问道：“哪你去哪里修道呢?”杨贵妃说：“太真，我去我该去的地方修道……”说完，杨贵妃就要走了，李隆基急忙跑上前阻拦，杨贵妃回头扔给李隆基一片叶子一样的东西，说道：“陛下，太真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要是思念太真心切，就闻一闻、舔一下它吧，这是太真给你留下的一个念想!”话音刚落，杨贵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李隆基急得来大叫：“爱妃，太真，太真，爱妃，等等我……”



    这时，只听得众将说道：“皇上，你终于醒过来了，谢天谢地，你昏迷了三天三夜，吓死我们了。”



    李隆基慢慢睁开眼睛，叹了一口气，明白这是一场梦。正失望之时，突见手中的叶子，眼睛一亮，不自觉地把它拿起来一闻，只觉得清香扑鼻，嘴里再一尝，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硬是从头顶舒服到脚跟，那滋味简直好极了！不由得喊道：“再给朕一片!”众将面面相觑，李隆基回过神来，指着手中的叶片问道：“谁知道这是什么？朕重重有赏!”众将纷纷摇头。这时，一个道士走了过来，说道：“皇上，这是我道教发源地青城山上清观边所栽的千年古茶，不过……”李隆基见他支支吾吾，忙问道：“不过什么？”道士不解地道：“此地离青城山百里有余，皇上是如何得此仙物的呢?”李隆基兑：“是贵妃娘娘梦中所送。”众人都惊讶不已，以为他在说胡话，纷纷说道：“皇上是太累了，应该再好好休息一下。”李隆基只得苦笑道：“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朕的爱妃都被你们……唉，朕也不怨你们了，朕只问你们一件事，贵妃娘娘的娘家在哪里?”有人知道杨贵妃是汉州人氏（今四川广汉市），但为了讨好皇帝道：“好像就是青城山。”李隆基一拍手掌，大叫道：“着、着、着，这就对了，小师傅，劳烦你到青城山走一遭，给朕找点这种叶子来。”道士说：“微臣这就去，一定把茶给皇上带回来。”



    当时的成都青城山是个妖怪出没的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是原始森林，一年四季雾气腾腾。虽说张（道陵）天师早在汉代就在此地建立了道教，修了道观数座。传承到唐代已是规模宏大，蜚声四方/道士领旨来此寻茶之时，恰逢师傅仙游去了，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条黑蟒精盘踞了茶苑，肆意狂吃苑中茶树，妄想变成人形，长生不老。道士上山寻茶，一进茶苑，扑面而来的清香让他惊喜不已，正准备动手采时，突然看见不远处黑蟒精缠着一个砍柴的小姑娘，正要吸她的血。道士大吼一声“畜生！放手!”一步蹿上前去，用尽全身力气，“嗖”地一声，把手中的利剑猛地刺进黑蟒精的脊梁。黑蟒精感到脊梁上一阵剧痛，想要腾空飞起，可是还没直起腰，就“噗通”一声倒在地上。它挣扎了一下，在地上一滚，又抬起脖子，张着血盆大口，露出两排毒牙，恶狠狠地向道士猛扑过来。道士也不示弱，他沉住气，举起利剑迎了过去。于是，道士和黑蟒精展开了一场恶战，从茶苑打到三岛石，又从三岛石扑打到掷笔槽，再从掷笔槽又打回了茶苑，一直搏斗了三天三夜◦黑蟒精扭不动了，道士的利剑也举不动了。黑蟒精躺在茶苑边，血从它身上一股一股地喷了出来，乌黑乌黑的，一股臭气阵阵袭来。道士静静地躺在山坡上，殷红的鲜血从他身上的伤口处慢慢地向山下流去。那些被黑蟒精乌血流过的地方，茶树如同遭了重击一般，一株一株都蔫了。道士伤心地看着这一切，但又无能为力。一旁的小姑娘看着救命恩人流血不止，着急地叫道：“道士哥哥，你流了好多血呀，怎么办嘛?”道士挣扎道：“小姑娘，不要着急，我听说这里的茶叶吃了能百病不生，你帮我扯点来，我试试。”小姑娘听后却连连摆手：“不得行，不得行，黑蟒精的臭血把茶树都毁了，叶子都蔫了，一定是中毒了，你不能吃呀!”道士：“姑娘，快给我找点没有被污染的叶子来。”还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小姑娘这时也顾不得许多了，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几片绿油油的叶子，放了两片在道士的嘴里，剩下的全涂抹在道士的身上。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道士醒了过来，血也止住了。小姑娘惊喜地说：“道士哥哥，你没事了，太好了，太好了！”道士：“我倒是没事了，可这满园的茶树……我对不起师傅呀!”小姑娘：“道士哥哥，不能这样说，要是你师傅知道了是你打败了盘踞多年、作恶多端的黑蟒精，会很高兴的。”道士唉声叹气地：“多好的茶园呀，就这样被毁了，我该怎么办?”小姑娘忽然想起了什么，说道：“道士哥哥，你不要着急，我祖爷爷或许有办法◦”道士疑惑地：“你祖爷爷?”小姑娘：“我祖爷爷和你们师傅是好朋友，山里的一切他们都知道，办法可多了。跟我走吧!”道士跟着小姑娘来到一间草屋边，小姑娘叫出一位白发飘飘、鹤发童颜、慈祥的老者，小姑娘道：“爷爷，就是这位道士哥哥救了我的命!”老者：“谢谢小道兄救命之恩!”道士忙还礼：“应该！应该！老人家言重了！”老者：“听说茶园被毁，可惜呀，可惜!”道士：“请老人家指点!”老者：“很多年前，我听你师傅说过，上清观后面有一处仙泉之水有起死回生之效，不过”道士着急地：



    “请老人家明言。”老者：“仙泉离茶苑有十里路之遥，杂草丛生，崎岖不平。而且听你师傅说，如要用仙泉之水浇灌茶树，那就必须在九天之内浇完，不然将前功尽弃。”道士：“我明白了，多谢老人家指点，告辞!”小姑娘叫住他：“道士哥哥，等等我，我去帮你挑水。”道士：“多谢了，我一个人能行。”小姑娘点点头，目送着他远去。道士上山寻找到仙泉之后，不分昼夜不停地挑水浇灌茶树，看着茶树一棵一棵地恢复了生机，道士更是加紧了步伐。眼看着九天就要过去，也只剩下最后一棵茶树未浇了，道士挑着水马不停蹄地往茶苑赶。连日来高强度的奔波，他太疲劳，刚进茶苑，脚下一滑，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水撒了一地，人也爬不起来了。好在这时小姑娘跑了过来，关心地：“道士哥哥，你没事吧?”道士强撑着：“小姑娘，你来的正好，快，快把水给茶树浇上，时辰就要到了……”小姑娘：“道士哥哥，你怎么了？说话呀，说话呀!”道士艰难地睁开眼睛，道：“记住，帮我送一罐最好的茶叶给皇上，不要管我，快去浇呀！来不及了……”小姑娘含着眼泪，提起桶里剩下的一点水，浇在了最后一棵茶树上，一下子，满苑的茶树长得绿绿葱葱、生机勃勃。小姑娘回头寻找道士哥哥时，雾气迷蒙之中，道士哥哥渐渐升起，慢慢向远方飘去，留下了满苑的清香。



    当李隆基得到此茶，并了解此事后，心中感慨万千，看到茶碗里茶叶一部分茎朝下、叶朝上，另一部分却浮于水面，茎朝上、叶朝下，恰似一幅太极图。“太神奇了！”李隆基一声惊叹。只见汤色碧绿，清香扑鼻，端起来连喝几口，忍不住又赞道：“好茶，好茶，真是和爱妃梦中所赠的一个味呀!”小姑娘于是请皇上赐名，李隆基想起为茶献出年轻生命的道士，提笔写下四个大字：“青城道茶”！

lxr32923793 UID 224806

成都的劝工、劝业与商业场历史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已置身风雨飘摇、民怨沸腾的境地。积弱积贫的中国何以在列强觊觎之下图存?晚清重臣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鼓吹“新政”，终于被朝廷采纳，推行“新政”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劝业”。当时有一种认识，西方国家的富强，不是以“商”而是以“工”，西洋、东洋之所以富强，关键在于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由此反思中国，欲摆脱羸弱贫困，就必须“劝业'。

    天津中山路上的中山公园，在1907年开设之初，就是找不到一个妥帖的词语来概括“集贸兴业”的意思，因此，面对天津方面呈交的《请定公园名目》，袁世凯一锤定音，定名“劝业会场”。可以说，袁世凯是“劝业”一词的始命名者。

    清末急时抱佛脚的“劝业”之举，与《史记》的“各劝其业”、《盐铁论》的“百姓劝业”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已被赋予特定的时代内涵——即提倡实业。日本明治维新的结果一目了然: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曾专设“劝业寮”，为弘扬远播劝业伟力，他们举办劝业博览会，设立劝业场。驻日外交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一书里，特意讲到劝业寮与劝业场的设置。1901年赴日的周善培，置身其间，强烈感受到了“劝业”之于一个国家的作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川劝业道台(相当于建设厅厅长)周善培把图书业帮的樊孔周提拔为成都商务总会协董。樊孔周有“智多星”之称，在其积极奔走下，筹股集资4万两白银，购买了总府街至华兴街之间(原老盐店)的地皮，经四川总督赵尔丰批准修建而成。全部工程包给成都著名的建筑营造商江建廷设计建造。当年7月动工，历时8个月建成。初名为“劝工场”，后因全国统一场名，改为“劝业场”。劝业场全长158米，分前、后两场，前场南向总府街，后场北向华兴街，中有东西两条支路，前后场口设有栅门，早启晚闭。两场口侧辟有专供停车停轿的舆马场。场内两排商业用房一楼一底，前后设置走廊楼道，整体建筑式样既承中国古代建筑传统风格，又仿埃及古造型特色，俗称“走马转角楼”。

    宣统元年三月初三(1909年4月22日），成都劝业场正式开场，入场经营的商家有152户，均由劝业场事务所从城区商业行业中严格挑选。据王川博士论文《春熙商贸文化之旅》的统计，经营有当地厂家生产的绸缎、花布、靴帽、套袍、刺绣、香粉、书画、玉器、玻璃、漆器等物品，也有官厂所出的牛皮鞍鞯、竹丝彩画挂屏、瓷胎盘碗、红绿茶、多宝架、卤漆、印刷品等，还有台湾番席、广东糖食、福建烟丝、北京戏匣、丸药、参葺燕桂、龟鹿阿胶、龙井香片、口蘑对虾、烤香云纱、广铜烟袋、纸烟洋酒等外地产品，以及巴黎香水、法国绢绸、泰西纱缎、德国自行车、西洋绒、金丝眼镜、八音钟表等外国商品，总共2700余种，年交易额达30余万两白银。这使成都劝业场跻身于天津劝业场、北京劝业场、济南劝业场和武汉劝业场之列，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五大劝业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语境下“劝业”主要指的就是“劝工”。与国内最早的劝业场——武昌劝业场近似.成都劝业场大体也分为三大部分:一为内品劝业场，陈列四川省内手工制造品:二为外品劝业场,陈列外省和舶来品:三为物产内品场，陈列各种土产等非工业品。“劝工”与“劝业”密不可分。

    建场初衷为“亮牌明码经营，比较工艺优劣，谋求进步改良，发展本地产品”，这些“明码实价”的文明举措，在成都是开天辟地的，对改善本地社会风气作用极大，后来走马街、东大街的商家也逐渐采取了“明码实价”的买卖方式。但开场一年本地产品营业额仅占20%—30%，实际是经营洋货为主的，显然距离振兴“实业”的初衷已有距离。鉴于劝业场开业后迅速成为四川的重要商业中心，宣统二年(1910)三月，成都商会具文报请改名“商业场”，经北京农工商部批准，是年五月十八日正式改名。改名后，场内商家兼营洋货、广货日益增多，营业十分兴旺，当年全场交易额达银46万余两。宣统三年(1911)四川兵变和民国六年（1917)、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两次大火使场内商家元气大伤，生意逐渐萧条，但仍有商家经营活动。如位于商业场13号的“美琳服装店”，建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为前店后厂，自产自销毛料服装、男女西装、中山服、毛呢大衣等110个品种，生意遍及西南地区。

    成都的改良者利用商业场的成功，向民众鼓吹“新亦优”、“旧亦劣”的思想，希望公众通过商业场的窗口而了解世界。

    梁启超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当中曾描述说:“上之则政府设立农工商部，设立劝业道，纷纷派员奔走各国考察实业，目不暇给……下之则举办劝业会、共进会，各城镇乃至海外侨民悉立商会，各报馆亦极力鼓吹……今之中国，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必破产，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吾既已屡言之，国中人亦多见及之。顾现在竞谈实业，而于阻碍实业之痼疾,不深探其源而思所以抉除之，则所谓振兴实业者，适以为速国家破产之一手段。”这既是对以“劝业”呼唤中国实业的功利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实业救国论的警醒。

lxr32923793 UID 224806

成都劝业场中的风化史

民国初年警察的职责，统治者常以“保安、正俗、卫生”六字概括。既有专政职能，也有治安行政管理职能。保安，指侦捕盗匪、清査户口、巡逻警戒、防火救火、盘査可疑人员和对付一切反抗政府的活动;正俗，指端正风俗的一切措施;卫生，不仅指公共卫生，防病除疫，还包括社会救济，以工代赈等维持人民生计的措施在内。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戒烟总局裁撤后，其相关业务也划归警察管理。

    在商业场建立之前，成都向无女人浓妆艳抹上街溜达的民风，偶有敢于亮相街头的，一旦被警察发现，必“严加申斥”，叫车护送回家。可见那时的警察，不但要维护公共秩序，还是标准的卫道士。其实，警察不过是在履行职责而已。

    成都的《通俗日报》在1909年9月4日报道说，一位“天足”的劳动妇女挑着沉甸甸的一衡儿进人劝业场时，她的力气引起了看客们极大的兴趣，大家议论纷纷。这件事，推行“新政”的人立即据此作为宣传“天足”的绝好例子，以此开启民智。正如一首本地竹枝词所描述的:“女生三五结香俦，足徜徉最自由。”（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88页）

    逐渐地，成都本地女性受时尚以及“女权”鼓吹影响，敢于冒犯“女不向外”的古训，三五成群，开始摩肩接踵地在公共场所出没，烟视媚行，顾盼生姿，构成了成都商业场风光绮丽的一景，这也让卫道士有些手忙脚乱。根据当时《通俗日报》记者的统计，仅1910年的正月初一当天，白天有33756名男性和11340名女性进人商业场;当天晚上，还有超过5000人在此游逛鉴于商业场游览者太多，尤其是害怕“有伤风化”，故禁止妇女夜间进场。场里有一家缝纫服装的“胜家机器公司”，店内清一色是年轻女工，最为引人注目。寻花问柳之辈潜行其中，表面上一本正经买东西，暗中却以“咸猪手”的方式除却“私人之痒”，众多“揩油”之举，也成为商业场中的常见伎俩。昔日那些下作、猥亵手段，作为流氓的“肢体语言'往往只能在街头巷尾偶一施展，但商业场的“拥挤”为他们提供了“合理”的施展空间，公共场所竟然成为了下作私欲施展的舞台，这无疑是本土街头文化的又一个缩影。

    而官家小姐不便抛头露面，只好轻揭轿帘，目迷五色，深深陷入对时尚的畅想。那些穿着无袖旗袍的J女，披着时髦的鬈发，三三两两嬉笑着在院门口招徕客人……少年郭沫若明察秋毫，戏题了两首竹枝词。

    不难看出，别开生面的劝业场委实是盛况空前，但“坦道行来快似飞”一句却引人联想。这似乎在暗示，在劝业场周围是宽敞无蔽的，才会有如此风风火火地乘轿“赶集”一般的场面。但劝业场周围并不如诗中描绘的那样道路宽阔，即便是民国时代闻名遐迩的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总府街，也不过400米长，而且较为狭窄。就更不用说“街道相连”的城市构想了。

    在劝业场开幕那天，周善培并未被热闹冲昏头脑。他似乎有些不祥之感，他对樊孔周说:“此场修得好，真可用‘栋宇堂皇、商肆罗列’来形容但可有弊病?”樊还未开腔，属员娄仲光应声说，在下以为，楼台虽好，但铺房稠密、街道狭窄，一旦失火则难以施救！”1917年，就在樊孔周被川军刘存厚手下的团长张鹏午派遣暴徒枪杀后，这年的腊月十五深夜劝业场失火，繁华商场顿化灰烬，商家损失惨重。此后由江建廷重建，哪知1933年又遭大火!其后，房主各自因陋就简修建。修来补去，所有店铺已非原样，生意渐淡，不复当年盛况。民国十九年，劝业场里的一家布店就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述说了商家对时局现状的不满——

    冷淡商场，可怜几日未开张，好比猿猴空跳舞；
    凄凉国事，只为频年都打仗，闹来鸡犬不安宁。

    这固然体现了当时没有消防意识所带来的一系列萧条，但道路狭窄、无法施救，也是商家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商业场经火劫修复后，不用场门，一律采用串架式的门面，街道也逐渐扩展到9米，保留了街檐，便于行人避雨通行，街旁栽种洋槐遮阳（吴世先主编《成都城区街名通览》，成都出版社1992年9月1版，第321页）。

    正如成都历史学者郑光路先生所言，从1912年至1923年，虽然入住蓉城的军阀走马灯一样在换人，但街道仍然在逐渐发展：一些街巷拓宽，新辟了许多街道，一些街道改换上具有新时代色彩的街名(《成都旧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8页）。

    然而，商业场与“蜀中第一街”东大街就像两条汹涌着滚滚金沙的洪流,无数的淘金者梦想着，什么时候能够把两者连接起来，打通壁垒，里外兼得，真正让金融的血脉在成都实现良性循环，具有城市的造血功能呢？

    1924年之前的春熙路，不过是一条小巷。它与走马街相连，形成一条南北直线，横贯其中的东大街是出东门下川东的必经之路。从东门上来的客商，经东大街去喧嚣鼎沸的商业场，均要经过这条“梗阻”的羊肠小道。修筑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沟通东大街到商业场的交通，自然成了市民客商的迫切愿望。

    谁知这一等，就是17年。

lxr32923793 UID 224806

成都中美十一机械厂加薪斗争历史回忆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我在成都任禁用词语成都市工委书记兼市西北区委书记。我的主要工作：一、学生工作。二、工人工作。工作内容是抗日救亡，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发展党的组织、推销新华日报等。下面主要谈一下工人工作。

    一九三七年从南京迁来一个工厂，是美国同国民党合办的专门修理飞机发动机的，厂址在成都外北昭觉寺内，工人有300多人，厂名叫中美十一机械厂。我去过这个厂，领导过这个厂的一次加薪斗争。具体组织领导这次斗争的，在厂内的地下党员有万铭（支书）、陈宝庆、仇镛等，这几个人都是下江人。

    在这个机械修理厂组织加薪斗争，深得工人们的拥护。当时是提出一小时工作增加五分钱，一天做十多个小时工作，就可以增加五、六角铐，一个月就增加十几元的收入。资本家虽然会算账，但一个小时才增加五分钱，很有理，说得过去。当时工入采取人人签名，提出增加工资，要写英文申请书，找资方交涉。万铭同志他们提出的办法是，发动全厂工入签名，并巧妙地把名签成圆圈式。这样的签名就无头无尾，找不出为首者。这个办法好,我就同意和支持他们。经过几次与美国理力争，终于取得胜利，对此，工人们很高兴。通过这次加薪斗争，又在这个厂发展了几名党员,其中一个就是仇镛。当时在工厂里主要就搞了增工资的斗争。我向工人说：眼前还是以团结抗日为主。我告诉他们，现在只可能争取到一定程度的生活改善，要取得真正、完全的改善，只有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工厂归工人所有才办得到。这个工厂后来（三九年）迁到了缅甸的八莫去了，我就把工厂里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川康特委程子健同志。这些同志到了缅甸八莫以后，给我来信，告诉我他们的组织关系已转去了，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我也就放心了。

    一九三九年冬天，一次在开市工委会议时，程子健告诉我说：川康特委决定调我到延安马列学院去学习，原因是我红了，应撤退，同时也是为了总结工作经验。这次会后，我就换上了棉军装，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送我到了延安。

lxr32923793 UID 224806

回忆当年成都的“晨呼队”

一九三八年初，我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店当店员，当时我才十六、七岁，参加了以杨道生同志为书记的地下党支部，杨道生后来在1942年被捕，牺牲在成都沙河堡。

    一九三八年初，抗日救亡活动在成都开展得很广泛。我们组织了“成都市图书业工人业余歌咏队”。当时图书业主要集中在成都祠堂街，其次是春熙路，有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战时出版社、开明书店、北新书店等。这个业余歌咏队，就把图书业的店员、学徒约一百多人组织了进来，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一些抗日宣传活动，早晨一起床，就在大街上唱歌，当时叫“晨呼队”。晚上也出去宣传，进行口头宣传讲演。

    指导我们唱歌的是王大化，还有陈伯林（现已离休）。在业余歌咏队内部，出版壁报，组织了一些读书小组，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先后发展了党员有四、五十名，在祠堂街的许多书店都发展了党员。如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北新书店、儿童书店、故財出版社，以后还发展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分店里也有了党员。

    地下党支部组织了图书业的店员工人参加“星芒”社的活动，还给《星芒报》和《四川日报》副刊投过稿，组织了一些同志去郊区，如苏码头等地进行宣传抗日活动。与此同时，吴与之(现在江津，已离休）在成都将军衙门隔壁开设了益民书店，这是党的机关。当时联络、开会，一些党员入党都在益民书店楼上进行，后来合并到战时出版社，社长就是杨道生。后来杨森办的天府中学的一些学生，还捣毁了战时出版社。

    一九三九年一段时间，我离开了开明书店，到了名山县去工作，同年下半年回到成都，在党办的酒精厂工作。“抢米事件”发生后，我就离开了成都，到重庆新华日报去了。